“我就只想再活二年。我儿子今年24岁上大三，明年就毕业了。我想看着他毕业，看着他结婚成个家。”说起心爱的儿子，郭海良眼泪顺着眼角流到了枕头上。

　　“就是给我一百万，我也再不会去挖煤了。多少钱也换不回我的命啊!”

　　可是，现在后悔的郭海良在知道得了尘肺病之后依然坚持打岩石。事实上，他是房山区关停小煤窑政策出台后，最后一个离开他所在的荣耀矿的。

　　“我希望自己得癌症”

　　郭海良在去年6月被北京市朝阳医院确诊罹患尘肺三期。此后他回到了位于河北省围场县郭家湾乡榆林树村的家中。

 

　　郭海良右侧卧躺在土炕上，身上盖着一件棉服。两个耳朵上挂着根管子，用来给鼻孔不断输送氧气。右胳膊扎着输液的针，输液的瓶子挂在穿过烟囱的一根绳上。

　　他已经在家里的土炕上躺了两个多月。这段时间，他无法站立、无法直接呼吸，必须24小时吸氧、24小时不停注射葡萄糖和消炎药的混合液。

　　因为左肺已完全“硬邦邦”的，郭海良无法向左侧卧，否则会疼痛难忍。他的右肺也只剩三分之一勉强发挥着功能。

　　3月4日，郭海良的堂弟到围场县医院替他拿CT片，医生说，他的肺功能正在完全丧失，现在能做的就是开点药维持生命，“他的日子不多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

　　这些话，堂弟没告诉郭海良夫妇。

　　郭海良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他在上周主动给北京市义联中心的韩世春律师打电话，想请他帮忙，希望有人能救自己。

　　“我就只想再活二年。我儿子今年24岁上大三，明年就毕业了。我想看着他毕业，看着他结婚成个家。”说起心爱的儿子，郭海良眼泪顺着眼角流到了枕头上。

　　喘着拉风箱般的粗气，伴随制氧机嗡嗡的马达声，房间里响着奇怪的声音。郭海良说，他现在希望自己得癌症。“得了癌，我可以把那个地方拉掉。得了这病，我拉不掉啊，太憋得慌。”

　　郭海良知道，得了这个病最后只有一种结果——憋死。

　　“死的时候，头会憋这么大。”郭海良用手比划出两个头大小。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郭海良同乡人的身上。

　　去年，一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不知从哪里挖煤染病回到郭家湾乡，因为什么都不懂，没有获得一分钱赔偿，病情重又无钱医治，他选择了自杀。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年轻人坚持要到门外透气。家人以为他好些了，把他扶到门口的墙边让他独自晒太阳。

　　花了4个小时，走了50米，年轻人一头扎进了家门前的河里。

　　等家人把他救上来，人已奄奄一息。

　　年轻人最终离开了人世……

　　这样的事让郭海良对自己的生命充满了矛盾。

　　郭海良哭着说自己想多活两年，能看到儿子自立。可有时候他又觉得喘气实在困难，巴不得一下死了痛快。

　　病急乱投医，郭海良希望洗肺能够救命。儿子帮他从网上查到了专治尘肺病的北戴河疗养院热线电话。郭海良试着打过几次。

　　那头接电话的医生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他洗肺的要求。“听你这声音我就能判断，你不能洗肺了。骗你来，不是让你白花钱吗?”

　　“多少钱也换不回我的命啊”

　　郭海良所在的村庄是个贫穷的地方：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十年就有九年旱。不到十年时间，村里从六十户人家减少到二十户，很多人出去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村庄和土地逐渐荒芜，山上的野兔和野鸡却重新回来了。

　　在出门打工之前，郭海良靠种四亩玉米地为生，一年累到头只能挣两千块钱。

　　2006年，眼见着上高中的儿子花销越来越大，郭海良感到手头越来越紧。

　　这年的10月，听别人说到煤矿挖煤来钱快，从未出过远门的郭海良毫不犹豫地选择抓住这个“好”机会，到了北京市房山区的荣耀矿。

　　为了比普通挖煤的每月多挣一千块钱，郭海良干起了打岩石的活。

　　与挖煤相比，打岩石的工作环境更恶劣，粉尘更多。一些老矿工知道这一工种的危害，要么不愿意干，要么干一两年就转换工种。老实巴交的郭海良不知道其中厉害，从进了煤矿到最后离开，他打了近四年的岩石。

　　郭海良本来有机会早点明白工作的危害有多大，可是他错过了。

　　他所在的小煤矿曾一度没有机械运煤装置，从井下挖出来的煤，是靠工人驱赶一头驴绕动杠杆，像打水那样将煤拉到地面。

　　那头驴干了不到三年的活，脚步却越来越慢。有一天它站着不动，工人狠狠地抽动手中的鞭子。驴没动，轰然倒下。

　　驴再也没睁开眼睛。矿工们见驴死了，都合计着吃驴肉。大家动手切驴，切着切着刀却碰到了硬邦邦的东西。打开驴肚子一看，驴的肺成了黑黑的石头状。

　　包括郭海良在内的矿工都觉得这事奇怪，却并没往心里去。

　　直到发现自己的肺也慢慢变成了石头，郭海良才发现，他的情况其实和驴一样。更糟糕的是，驴只是在井口拉煤都成了那样，自己周围的灰尘多出驴不知几倍。郭海良不愿再往下想。

　　“如果能让你重新选择，还会去挖煤吗?”

　　“就是给我一百万，我也再不会去挖煤了。多少钱也换不回我的命啊!”

　　可是，现在后悔的郭海良在知道得了尘肺病之后依然坚持打岩石。事实上，他是房山区关停小煤窑政策出台后，最后一个离开他所在的荣耀矿的。

　　从住的工棚到煤矿，天天都要爬同样的坡。但郭海良发现“坡越来越长，爬起来越来越费劲。”尽管干活已经开始气喘，他依然坚持。“实实在在说，没想到身体会这么快就不行了，那时候坚持干活还是为了挣钱。”

　　给医院的钱像“流水”一样

　　在煤矿干了不到六年，郭海良挣了20多万元，养活了自己和老婆，还供惟一的儿子上了西安的大学。去年11月，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协调下，郭海良与别的患病工友一起拿到了赔偿金。

　　拿着17万块钱，郭海良以为这笔钱能够堵上以前治病的“钱窟窿”，还能留下不少继续治疗。

　　然而，郭海良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了起来，每天付给医院的钱“像流水”一样，“一天就要花三四百，到三月份，已经花了二十六七万。”郭海良的妻子刘金荣说，赔偿金早花完了，现在的医药费都是亲戚们东挪西凑来的。

　　如果不是郭海良突然憋得昏死过去，家人已经不敢轻易送他进医院。“上次他才在医院住了不到10天，就花了三千八。”

　　从2月下旬到3月23日，郭海良已经昏迷过四次。

　　“憋过去”的频率越来越高，郭海良感到自己的情况越来越危险，求生的欲望让他挣扎着给北戴河疗养院一次又一次打去电话，也给曾经帮助他讨到补偿金的韩世春律师打电话。

　　郭海良只是希望律师能救救他。他不断喘着气说，这么严重的情况，没有医疗报销，一次性给他17万元赔偿金根本不够医药支出。

　　在听说有的工友没有选择一次性赔付而是按月领取的办法，还可以享受医药费报销待遇后，郭海良特别后悔当初没有多了解情况。他委托韩律师给自己打官司，希望能“反悔”，选择按月领取赔偿金同时享受医药费报销的工伤保险待遇。

　　郭海良对韩世春说：“谢谢你帮助我，如果需要我出庭，我就是挂着氧气也要去。”

　　在郭海良家的厨房里，放着两大盆有些发黑的咸菜疙瘩，橱柜上放着几个土豆、两包平菇和一包豆芽。

　　刘金荣说，平时他们就吃咸菜、土豆，有游商来的时候才能买点别的菜。但是，肉是买不起的。

　　郭海良家实在太穷了，可比贫穷更严峻的，是郭海良的生命正在快速凋零。

　　但尽管如此，对于能否帮他打赢这个官司，义联中心主任黄乐平律师却并不乐观。

　　离开郭海良的家已是黄昏时分，刘金荣开始烧火、做饭、热炕。

　　浓烟在不大的几间屋子乱窜，让人难以呼吸。因为房子的男主人无力整修烟道，炉灶和土炕的烟道也形成了恶性循环：烟道被煤灰堵住，灶里产生的烟排不出去，只能憋在屋里，就像它们男主人的肺……

　　　　郭海良们的春天何时来到 ?

　　从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得到消息，一位三期尘肺病人向他们寻求法律援助，而且患者可能时日不多。

　　此前我曾多次采访过职业病患者，但情况如此严重的，还是第一次碰到。

　　3月23日早晨6点30分，跟随义联的公益律师团队从北京出发，开了七个小时的车，一路沟沟坎坎弯弯绕绕，到了郭海良贫穷的家。

　　一套三个房间的平房，进门那间既是门厅又是厨房。门厅左右各一间房，大点的那间不到10平方米，是郭海良夫妇的卧室。卧室内除了一台电视外，再没了别的电器。墙是用纸糊的，炕沿已经因为使用日久，变得黑而亮。门厅左边的房子，被用来储物，地上放着两大筐咸菜疙瘩，一口水缸、一个老旧的小橱柜。

　　到了郭家，难免会想起一个词——“家徒四壁”。

　　如果不是跨进了郭海良的卧室，我从来不知道人的呼吸声音会如此巨大。听着他困难地喘气，我自己也感到一阵阵胸闷。

　　一个今年刚46岁的男人，本来正是黄金年龄，不仅是干活的好手，更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却躺在床上，一切动作、一切生活都必须依靠家人的帮助。

　　说起儿子，说起心中的愿望，郭海良喘着气、眼泪顺着脸淌了下来，他侧了一下头，想悄悄地把眼泪蹭在枕巾上，他连擦脸都做不到了。

　　郭海良明白，得了尘肺病，只有一个死。但他还是希望能通过各种治疗多活两年。因为他放不下心爱的儿子。

　　每天巨额的药费无法报销，让郭海良的家庭雪上加霜。

　　现在他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本可以通过按月领取赔偿金的制度来避免。

　　早在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出台文件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予以规范——1至4级伤残长期待遇的支付，可试行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农民工选择。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

　　郭海良的三期尘肺正属于1至4级伤残。但郭海良说“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他更不知道自己本来拥有选择权。

　　事实上，除了郭海良，还有很多职业病患者正在遭遇这样的境况。

　　在今年两会前，义联中心发布了对罹患职业病患者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获得一次性赔偿的，平均每人领取到的赔偿仅90742元。领取了一次性赔偿的患者中78%表示这些赔偿无法保障其后续的医疗和生活，47.5%表示这些赔偿最多只能维持2年以内的医疗和生活。

　　一个喜讯是，职业病防治法已经列入今年的立法规划，这些现实问题有望通过立法获得“纠正”。但郭海良说他不知道什么是职业病防治法，更不知道这个法律的修改与他有什么关系。

　　已然走到生命尽头的郭海良的确没必要知道何为职业病防治法了，因为他或许根本熬不过这个春天。法律改了，又能对他有什么影响呢?

　　作为一名记者，我不知道现在怎样才能帮助他实现愿望。

　　当我们把目光从郭海良身上转到更多已经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正在遭受职业危害的劳动者身上时，呼吁修法、快点修法，似乎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能有的惟一作为。

　　郭海良的春天还会再来吗?希望会。我更加希望的，是郭海良们的春天别再迟到。